搜索 解放軍報

黨的革命精神譜系丨延安精神:寶塔光輝映照信仰偉力

來源:中國軍網-解放軍報作者:劉笑偉責任編輯:李佳琦
2021-05-29 06:59

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,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。要堅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廣大黨員、幹部,用以滋養初心、淬鍊靈魂,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、查找黨性的差距、校準前進的方向。

——習近平

寶塔光輝映照信仰偉力

■劉笑偉

“毛澤東的隊伍穿過黃褐色的山谷——頭道川,來到地處陝西黃土高原心臟地帶一個塵土飛揚的小鎮吳起……在未來的漫長歲月裏,他們將越來越習慣於窯洞生活。”這是美國記者哈里森·索爾茲伯裏多年之後在《長征:前所未聞的故事》中對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描述。

那時,人們沒有想到,中國共產黨這支弱小的力量,竟然能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;更沒有想到,她又只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,領導和組織人民革命取得勝利,建立起一個新中國。

1937年1月,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駐延安。當時,延安只是一個不起眼的西北古城、偏遠山城和貧瘠小城,但中國共產黨人的胸襟和眼光卻遠遠超越了時空。山城雖小,卻胸懷着中華民族的命運;油燈雖暗,卻照亮了中國革命的航向;窯洞雖土,卻孕育出引領時代的思想;條件雖苦,卻創造了崇高偉大的精神。

何謂延安精神?主要內容是: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。

“只要還有一口氣,爬也要爬到延安城”

國破家亡,風雨如晦。紅軍進行艱苦卓絕的反“圍剿”鬥爭和長征之際,中華民族也正如《義勇軍進行曲》裏所唱的,“到了最危險的時候”。

九一八事變後,日本相繼侵佔了東北全境和熱河省,並將侵略矛頭指向整個華北。1935年下半年,隨着日本侵略者製造華北事變步伐的加快,華北局勢急劇惡化。學生們悲憤地大聲疾呼:“華北之大,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!”

1935年12月9日,在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下,北平學生走上街頭,一二·九抗日救亡運動由此席捲全國。

中國向何處去?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,高舉起抗日救亡的旗幟。

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,如暗夜的熊熊火炬,吸引着無數有志之士。

1939年6月4日,菲律賓愛國華僑王雨亭在得知兒子王唯真選擇奔赴延安之後,寫下這樣一封家書——

真兒:這是個大時代,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前線,我當然要助成你的志願,決不能因為舐犢之愛而掩沒了我們的民族意識……鍛鍊你的體魄,充實你的學問,造就一個強健而又智慧的現代青年,來為新中國而努力奮鬥!

“新中國”!這是多少中國人的熱切期望啊!

七七事變後,中國共產黨制定和實施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,廣泛發動羣眾, 開展游擊戰爭,取得平型關大捷等許多重大勝利,深入敵後開創了晉察冀、晉西北等抗日根據地,狠狠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。

中國人民越來越真切地認識到:只有共產黨才能挽救民族危亡,只有共產黨才可以把中國帶向光明的未來。

於是,無數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前赴後繼,衝破層層阻礙,在黑暗中選擇光明,在生死考驗中選擇獻身,無懼重重危險奔赴延安,匯成一道氣勢磅礴的時代大潮。

我要去延安!這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華大地上回蕩的嘹亮聲音。在通往延安的崎嶇而艱險的路上,出現了一張又一張堅毅的面孔。他們,有從淪陷區來的,有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;有富裕家庭的子弟,有貧苦人家的兒女;有從大城市來的,有從小山村來的,還有從國外輾轉而來的愛國華僑。他們有的母女相約,有的夫妻相約,也有的兄弟姐妹相約,師生朋友相約,不怕艱難困苦,無懼長途跋涉,越過層層封鎖,奔赴心中的聖地延安。

從西安到延安,800華里蜿蜒起伏的山路,是用汗水和鮮血鋪成的“信仰之路”。大部分青年都是揹着沉重的行李,冒着國民黨軍隊封鎖、綁架和殺頭的危險,突破封鎖線,徒步來到延安。

這一支支奔赴延安的鐵流,讓我們在時空跨越中觸摸到了信仰的力量。有了共同的理念信念,他們在小米和大米之間選擇了小米,在跋涉與安穩之間選擇了跋涉,在犧牲與苟活之間選擇了犧牲。來到延安後,他們寧願自己挖窯洞、掄起開荒的钁頭;寧願“樺樹皮當紙,膝蓋當課桌”,在“窯洞大學”學習最先進的革命理論;寧願穿着帶補丁的粗布衣,吃着黑豆小米,並且以苦為樂。崇高的理想信念給了他們戰勝一切艱難困苦的力量和勇氣。

“打斷骨頭連着筋,扒了皮肉還有心,只要還有一口氣,爬也爬到延安城。”一位廣東青年經西安奔赴延安,路上不幸病倒,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,執着地把頭朝着延安方向,雙手摳進黃土地,艱難地爬行,倒在了通向延安的路上。

渴求信仰的生命如大江大河,只有不斷流淌、一路前行,才能收穫奔流入海的壯闊境界;只有經歷九曲十八彎,才會迸發出驚人力量。

窯洞裏的燭火照亮了中國

1936年12月12日,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。擔任《大公報》記者的範長江決定涉險去西安、延安進行採訪。

1937年2月9日,範長江來到延安,在鳳凰山窯洞裏見到了毛澤東。毛澤東就中國革命的性質、任務和當時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問題做了精闢的分析。那晚的談話讓範長江覺得,中國的出路找到了。

這就是思想的力量。

1940年5月31日,愛國華僑陳嘉庚經西安到達延安。通過對延安各方面的考察,陳嘉庚説,中國的希望在延安,“得天下者,共產黨也”。

給陳嘉庚留下深刻印象的,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人格魅力和深邃思想。毛澤東在延安住的是土窯洞,吃的是小米飯,穿着補丁衣服開會、講課,讓人感佩和崇敬。美國記者斯特朗採訪毛澤東、周恩來等共產黨領導人後,稱讚他們是頭腦敏鋭、思想深刻、具有世界眼光的人,在談笑中就會揭示一個時代的偉大真理。

延安時期,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,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,逐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,成為指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有力思想武器。

延安時期,毛澤東閲讀了大量哲學著作。斯諾回憶道:“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……他讀書的範圍不僅限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,而且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和斯賓諾莎、康德、黑格爾、盧梭等人的著作。”

1937年7月至8月間,毛澤東撰寫了後來編入《毛澤東選集》時題為《實踐論》和《矛盾論》的文章,為解放思想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。

延安期間,毛澤東還閲讀了大量軍事學著作,並先後發表了《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》《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》《論持久戰》等著作。

燈燭輝煌,光焰燦爛。1939年10月,毛澤東在黨內刊物《共產黨人》發表發刊詞,總結了建黨以來統一戰線、武裝鬥爭、黨的建設三方面的發展成果,提出了黨的“三個法寶”的觀點。

1939年、1940年之交,毛澤東發表《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》《新民主主義論》等重要理論著作。

延安期間,面對各種複雜局面,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實行正確的大政方針,靠的就是解放思想、實事求是。

在敵後抗日根據地大發展的形勢下,各地對幹部的需求一時間變得異常迫切。面對民族解放鬥爭的新形勢,1938年3月,中共中央決定大力發展黨員。大批來到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入黨,有力地壯大了革命的力量。

黨中央和毛澤東高度重視對革命青年的教育,創辦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、陝北公學、馬列學院、魯迅藝術學院、自然科學院、延安大學等數十所幹部院校,培養了一大批革命所需要的精英人才。

一孔孔簡陋的窯洞,一件件打滿補丁的衣服,一碗碗粗糲的小米飯,就是一座座熔爐,熔鍊着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。毛澤東曾風趣地説,你們是過着石器時代的生活,卻學着當代最先進的科學——馬克思列寧主義。

抗戰進入相持階段,延安也面臨着重重困難。

毛澤東説:中國古代有個寓言,叫做“愚公移山”……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,一座叫做帝國主義,一座叫做封建主義。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,要挖掉這兩座山。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,一定要不斷地工作……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,有什麼挖不平呢?

一項項符合實際的政策,一篇篇振聾發聵的文章,一次次鼓舞人心的演講,無不閃耀着從實踐中來、到實踐中去的真理的光芒。

當年,毛澤東把“實事求是”作為中央黨校的校訓,其深刻含義不言自明。

為人民服務,向羣眾學習

張思德,中共中央警備團戰士,四川儀隴人,共產黨員,1933年參加紅軍,經受過長征的考驗。

1944年9月的一天,張思德因公犧牲。毛澤東得知消息後悲痛地説,開追悼會,我要講話。

1944年9月8日下午,張思德烈士追悼大會在棗園隆重舉行。毛澤東走上講台,他説:“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、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。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的,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。”

在延安,保持黨同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,是黨中央和毛澤東經常思考的重大課題。

毛澤東十分重視知識分子和革命骨幹向人民學習。針對他們當中存在的脱離實際等問題,毛澤東指出:“羣眾有偉大的創造力。中國人民中間,實在有成千成萬的‘諸葛亮’,每個鄉村,每個市鎮,都有那裏的‘諸葛亮’。我們應該走到羣眾中間去,向羣眾學習……”

到人民中去學習、到實踐中去摔打。後來成為著名音樂家鄭律成夫人的丁雪松,1938年奔赴延安時剛剛20歲,在中國女子大學就讀。1940年底開始,中國女子大學高級班的同學被抽調參加陝甘寧邊區鄉、縣、邊區三級政府選舉。丁雪松被派遣到綏德參加此項工作。

據丁雪松晚年的回憶,到了綏德,她發現當地人難得洗一次澡,自己的衣服上也很快傳上了蝨子。她想起臨走時領導反覆叮囑過:要深入羣眾,必須和羣眾打成一片,不能嫌髒,不要怕長蝨子!於是,她堅持了下來。後來,她慢慢發現了農民勤勞樸實的一面,從而端正了對工農的態度。

站穩人民立場。當時,有不少有文藝特長的青年來到延安。在延安的舞台上,人們經常能看到《欽差大臣》《偽君子》等一些國外的著名話劇,但反映羣眾生活、人民喜聞樂見的作品很少。

1942年5月,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。毛澤東對文藝工作者們説,你們現在學習的地方是小魯藝,還有一個大魯藝,還要到大魯藝去學習。大魯藝就是工農兵羣眾的生活和鬥爭,廣大人民就是大魯藝的老師。

延安文藝座談會後,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煥發出勃勃生機。他們自覺投入實際鬥爭生活之中,與人民羣眾相結合,精神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,創作的新歌劇《白毛女》等作品受到人民羣眾的熱烈歡迎。

“瓜連的蔓子,蔓子連的根。老百姓連的共產黨,共產黨連的人民。”這首信天游,永遠在歷史的天空中迴盪。

自己動手,豐衣足食

花滿河谷,碧草如茵。今日的南泥灣,荒山早已不見。延安時期,這裏是砥礪中國共產黨人自力更生精神的“磨刀石”。

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,日軍集中主要兵力打擊敵後戰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;加上國民黨頑固派對陝甘寧邊區實行經濟封鎖,延安的財政經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。

面對這種局面,毛澤東説,我們是確信我們能夠解決經濟困難的,我們對於在這方面的一切問題的回答就是“自己動手”四個字。

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開始了。在這場對抗外部封鎖的全民大生產運動中,延安軍民自己開荒種地、紡羊毛、燒木炭、種菜、造紙……

陝甘寧邊區流傳的“馬蘭草紙的故事”至今依然耐人尋味。

1937年,25歲的華壽俊奔赴延安,先後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、馬列學院和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和工作。當時,延安條件很艱苦,青年學生們甚至連學習用紙都難以保障,有時用敵人傳單的背面書寫。

當時,邊區的造紙原料主要是廢麻袋,產量少、質量低,難以用於印刷。1940年,黨組織安排華壽俊到陝甘寧振華紙廠工作,任務就是提高紙張的質量。

一天,華壽俊發現,當地羣眾用一種草搓草繩。他向老百姓請教後,得知這是當地特有的一種草,叫馬蘭草。馬蘭草特別適應陝北的氣候,到處都是,用它作造紙原料,成本低,來源廣。經過多次試驗、改進,用馬蘭草造紙終於成功了。這讓延安的造紙產量一下子提高了幾十倍。

到抗戰結束,延安已擁有鍊鐵、煉油、機械製造、軍工、化工等行業,紙張、煤炭、棉花等產品也實現了自給或半自給。

自力更生、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,從另一個維度書寫着延安的傳奇。

永遠的迴響

這裏,是落腳點,也是出發點。人們説,小小延安繪製着未來共和國的藍圖。中國共產黨人在延安,以胸懷天下的氣魄,鑄就了延安精神,開拓着新民主主義建設的“試驗區”。

從這裏走出了一大批新中國建設所需要的經濟、政治、文教、外交等方面的人才,奇蹟般地創造了一批中國現代文化史、學術史上的精品,科技方面的成就也引起了國際科學界的高度關注。

一串串閃光的名字,一個個人才的方陣,讓延安更加璀璨奪目。

當年懷揣夢想奔赴延安的王唯真,不久之後就成為新華社的優秀記者。曾被抽調參加陝甘寧邊區政府選舉工作的女青年丁雪松,新中國成立後,成為第一位女大使,先後出使荷蘭和丹麥。那位創造了“馬蘭草造紙”傳奇的華壽俊,新中國成立後,成為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的首任黨委書記。

那些在風起雲湧的時代奔赴延安的有志之士,新中國成立後,有的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,有的成為將軍,有的成為科學家、理論家、文藝家、教育家,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勳。

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創建的各類學校,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等中國著名高等學府的前身。今天,這些大學延續着當年的夢想,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培育一代又一代英才。

革命戰爭年代,這裏是無數人捨命奔赴的光明之地;到了新時代,這裏依然是中華兒女汲取精神營養的沃土。延安時期雖然已經成為過去,但延安精神成為新時代永遠傳承的紅色基因。

歲月流金,信仰永矗。今天,站在“兩個一百年”的歷史交匯點上,我們迎來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。從南湖駛來的那艘小小紅船,已經成為領航中國的巍巍巨輪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門已經開啓,萬眾一心奮鬥拼搏的旋律愈來愈激越昂揚。

“革命的道路千萬裏,天南海北想着你……”讓我們從延安精神中汲取不竭力量,向着光輝的未來勇毅前行。

版式設計:賈國樑

圖片來源:解放軍報資料圖片

延伸閲讀:請掃描或點擊二維碼進入延安革命紀念館數字展館

 

輕觸這裏,加載下一頁